生物学上器官移植的艰难一定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橘生淮北的讥嘲流传了几千年，至今仍在人们的耳边回响。

（四）单纯的程序性安排无法完全替代公共利益界定的作用一些学者以公共利益难以界定，故而主张对公共利益的认定进行程序控制。立法机关不作为，就会导致不议而行，违背了我国宪法关于议行合一的基本原理。

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价值判断，也相对而言比较可靠。公共利益具有天然的正当性，个人利益则不一定。国家对个人利益的直接作用开始减弱，国家对个人的强制与控制能力也开始减弱。根据上述认知，我们认为，虽然总体而言，现代国家在提供社会福利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一方面，国家为个人服务，仍是现代国家合法性的重要基石。即两种或两种以上公共利益之间相互冲突。

当前的研究热潮，概因实践中出现了重大隐患所致。由于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决议——从宽泛到细致，所以要认定不议而行其实极其困难。人权法学不可像其他部门法学科一样画地为牢，它应当承担整合法学内部学科四分五裂的责任。

有效性并不仅指高效率，它首先意味着制度运行合乎宪法法律，合乎良善之初衷。所谓价值分析方法，是以文本之外的伦理准则、理性认识为尺度，探究人权法学的伦理基础和正当性，并以此作为评判规范和制度正当性的准则，它是应然的、超验主义的。一是以传统学科划分为依据，体现为内部综合与外部综合。注释:[1] [英]约瑟夫·拉兹：《人权无需根基》，岳林译，《中外法学》2010年第3期。

夏泽祥：《我国宪法人权条款之实施——从美国宪法保留权利条款生效方式说起》，《法学》2010年第12期。[29]不少学者还对草案中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条款表示担忧，认为侦查机关可以自由决定是否通知家属，可能导致大量出现秘密拘捕情形。

无论是价值问题还是事实问题，都有从不同学科共同着手予以审视的必要，也有对多学科研究成果统合的必要。为了预防风险而提出的风险社会理论，目的是使得公民决策的各种不可预测的结果能够被预测并且能够被控制 [31]，但从‘风险社会理论到‘风险刑法理论是一次危险的跳跃 [32]，最终的结果将是刑法本身将被消解，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安全法，既不是善良人的大宪章，也不是犯罪人的大宪章 [33]。我们并不认为人权能够一劳永逸的实现，也不认为制度的完善能够使人权状况得到完全改观。[27] 陈永生：《冤案的成因与制度防范——以赵作海案件为样本的分析》，《政法论坛》2011年第 6 期。

次优选择是起草专门法律来设立。[15]一些学者讨论了若干现实问题。[36]我们认为，国家人权机构的设立和运作必须充分考虑我国的宪法架构，合理安置其宪法地位，尤其是要处理好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关系。杜承铭认为，权利需要决定了国家义务，国家义务的结构类型与不同的基本权利类型结构相对应，包括尊重义务、保护义务和实现义务。

[18] 湛中乐、苏宇：《消除贫困与人权保障：中国的进展与反思》，《人权》2010年第1期。学者们的成果体现出分散和集中的特点：分散是指从不同学科视角讨论某一群体的人权，如从行政法角度批评精神疾病患者强制治疗制度，从民法和刑法角度探讨人体试验受试者的权利。

还有以赵作海案为代表的冤假错案，集中反映了一系列长期存在的制度问题。集中是指对同一个问题作多学科的审视，比如对农民权益的保障，有学者从社会学、法经济学等角度阐释农民的土地权利，有学者则综合运用法理学、宪法学、社会法学的研究方法阐释农民的劳动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保障权利。

[11] 毛俊响：《国际人权公约权利限制的基本原则及其对我国的启示》，《政治与法律》2010年第9期。[39] 罗豪才、宋功德：《人权法的失衡与平衡》，《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28] 韩大元、于文豪：《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的宪法关系》，《法学研究》2011年第3期。且不论上述理由能否满足论证义务，我们先要明确，是否现实中广泛采用某种行为方式，就有必要使之上升为一项法律甚至宪法制度，从而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就信访的功能与定位而言，童之伟指出，在我国宪法框架下，信访属于辅助政制的范畴，因为复杂的社会经济原因，信访体制一度在我国宪法框架中居于主导地位，但过度强调信访体制的作用，试图让它承担明显属于核心政制的功能，从中长期的观点看可能失大于得。人权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主要不是法学的，而是政治学的、社会学的、哲学和伦理学的，它关系到我们如何认识人自身以及相互间的关系。比如就刑事诉讼问题而言，单纯从程序法的角度能够进行比较细致的技术分析，但是技术与科学还有一定的距离，科学要有完整的范式、逻辑进路和价值体系。

2.社会权与劳动权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社会权进行了研究。值得注意的是，政治学在该统计中占了一成以上的比例，与法理学、法史学几乎持平。

权利观念的基点是个体权利，它在本质上是个体主义的，这显然与传统中国以伦理观念为中心的关系主义泾渭分明。近年来，刑事司法程序暴露出诸多问题，冤假错案、躲猫猫死等事件一再出现，表明转型期的刑事法治面临重大考验。

人权研究经历了从不赞成人权口号，到谨慎探寻、小心论证，再到大胆宣扬，从将人权与社会制度捆绑到对普遍人权的普遍认同，从人权理念介绍、人权制度借鉴到人权理论、人权规则和人权实践三者研究的齐头推进的发展过程。在国家人权机构与其他国家机关的关系上，杨成铭探讨了其与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关系，认为人权机构可通过向司法机关移送案件或提起诉讼，提供专家意见或协助司法机关开展调查等形式为其提供帮助，部分人权机构有权监督司法机关，并可通过请求协助调查和申请执行其决定等方式利用司法资源。

[8]我国宪法在列举多项基本权利的同时，还单独规定了人权条款，这种混合的规定方式使人权的宪法意涵显得既立体又模糊。严励：《地方政法委冤案协调会的潜规则应该予以废除》，《法学》2010年第6期。面对社会的快速转型，人权法学的解释力和改造力拥有巨大的理论和实践空间。诉讼法可以提供程序正义这一价值要素，但它必然要与人权保障、正当利益、权力配置与制约等关联在一起，而后者就需要宪法学的支持。

姚建宗认为，出现一种新兴权利，根本上乃是应社会的发展而在法律制度需求上的自然反应。从宪法规范上说，人权条款既可视为一种国家的价值观，也能成为宪法权利的概括条款，适于作为宪法原则承担引领整个宪法权利体系 [10]。

比如，当前有权接访的机关包括人大、政府、法院和检察院，当然也包括执政党，那么如何在法律中明确接访机关的性质和权力？再比如，在已存在司法制度的情况下，强化信访制度势必会使原本属于司法处理范围内的矛盾转移至信访机关，司法制度的专业判断和终局性必然受到极大地冲击，在制度设计上又当如何处理这一问题？我们并不否认信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将之上升为基本权利，则面临很多理论困难。人权法学具有强烈的实践特征，不可躲进小楼成一统，须怀安得广厦千万间之心。

关于基本权利问题，一个与之密切相关但研究颇少的范畴是国家义务。有学者指出，与刑法、行政法、民商法和诉讼法等部门法相似的是，人权法的法律渊源也具有纵向上的多位阶性与横向上多规范并列的特点，但与之不同的是，人权法是由宪法和各部门法中有关人权保障的法规范整合而成的一个法规范体系，它围绕着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个主题展开，聚集着多样化的法律调整对象，并综合运用多种法律调整方法，由多部门法规范纵横交错而成一个混合法体系。

人权法学的研究是开放的，举凡与人的尊严、自由相关的观念性、伦理性与制度性范畴，都能成为其主题。（二）人权与基本权利自从人权与基本权利成为两个独立的概念后，如何处理二者关系就成为一个理论课题。另一方面，作为法学的人权法学，又必须落脚于法上。权利本位是二十余年来我国法学研究的主流话语。

根据《巴黎原则》的要求，国家人权机构必须依各国宪法或法律设立。[18]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劳动权问题。

[16] 许多奇：《从税收优惠到全面社会保障——以残疾人权利的倾斜性配置为视角》，《法学评论》2010年第6期。[31] [德]乌尔里希·贝克：《9·11事件后全球风险社会》，王武龙编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年第2期。

[1]按照拉兹的看法，政治实践不应先于和生成人权，两者的关系毋宁是相反的，即成功的人权实践造就了人权政治的规范化。第二，协调学理式研究与对策式研究的关系。